在民国时期，北京大学校园里来来往往着一群年轻人。他们没有身穿北京大学的校服，却跑到教室里一本正经地听课。他们没有“名分”，不能获得北京大学的毕业证，却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，走出了许多大师。
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旁听生。
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立于年7月3日的京师大学堂。不知道从何而起，这所学校兴起了旁听生制度：不管任何人，只要缴纳2元钱学费，就能昂首阔步地走进北京大学校园，走进任何一间教室听课。
年，当蔡元培先生奉命主持北京大学时，这项旁听生制度已存在多年。曾经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授课的马叙伦先生告诉蔡先生，北京大学有五公开，即课堂公开、图书馆公开、浴室公开、运动场地公开、食堂公开。这就是说，旁听生不但能在北京大学蹭课，还能蹭图书馆、浴室、运动场、食堂，与一名北京大学正式学生没啥区别了。
一贯信奉“兼容并包”的蔡元培非常赞赏旁听生制度。在他的任期内，旁听生制度得到了发扬光大，使得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北京大学校园，享受优质教育资源。
蔡元培除了正式生、旁听生，北京大学甚至还有一种“偷听生”。旁听生是需要向学校方面申请，办理相关手续；“偷听生”却不办理手续，直接就混入教室听课。多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国学大师陈汉章曾经讲了一段趣事：有一年，他开了一门新科，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听课。到了考试时，台下只剩下1人参加考试。原来，那些听课的学生，都是“偷听生”。
在中国近当代文化名人里，周建人、沈从文、曹靖华、柔石、杨沫、李苦禅、许钦文、成舍我、孙伏园、冯雪峰、丁玲、金克木等都曾经做过北京大学的旁听生。
周建人是鲁迅的三弟。大哥鲁迅、二哥周作人早不早地离开家乡，外出求学，周建人只能留在家里，承担着支撑家庭的重任。因此，周建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。
鲁迅和周建人合影年，周建人来到北京投靠鲁迅，已经31岁了。鲁迅是教育部佥事，同时担任《新青年》编委，并因《狂人日记》的发表在文化界声名鹊起。他把周建人介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，当了一名旁听生。
周建人读书很努力，以至于一年后就能胜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岗位。
在北京大学的旁听生队伍里面，沈从文也非常有名。
沈从文夫妇沈从文是一位湘西人，只有小学文化，当过一段时期的军人。21岁那一年，沈从文雄心勃勃地跑来北京，报考燕京大学。在考试时，第一道题就把沈从文难住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沈从文名落孙山。
无奈之下，沈从文只好来到北京大学，当了一名旁听生。正是这段旁听的历程，成就了沈从文。后来，沈从文不但能够在青岛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北京大学等大学任教，还能写出一部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完成从作家到教授再到服饰史专家的转换。
年夏天，北京大学校园来了一位年轻的湖南女子，她叫丁玲。此前，丁玲曾经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、湖南岳云中学、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等学校学习。丁玲对文学非常有兴趣，来到北京大学是旁听文学课程。
丁玲在旁听期间，丁玲认识了同样的北漂一族的沈从文和胡也频。不久，丁玲因为生活窘迫，难以为继，离开北京回到湖南老家。胡也频闻讯后，找朋友借了一笔钱，跟着去了湖南，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面前。丁玲极为感动，接受了胡也频的爱情。第二年秋天，他们步入婚姻殿堂。
在北京大学的旁听生中，金克木的故事相当“励志”。
金克木是江西人，生于年，恰好与民国同龄。年，18岁的金克木来到北京求学。由于经济上难以支撑，他只读了两年书，就离开北京，到山东德县一所师范学校教书。在挣到一点薪水后，金克木马上又回到北京，在北京大学当上了旁听生。
金克木的勤奋好学，得到了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先生的欣赏。胡适为了减轻金克木的经济压力，推荐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获得了一份职位，从事创作与翻译。这样，金克木就相当于半工半读，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，读起书来更加安心。
金克木后来，金克木成为著名的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梵学研究家，并于年来到北京大学任教。金克木与季羡林、陈玉龙一起被称为“北大三支笔”，与季羡林、张中行、邓广铭并称为“未名四老”。
“未名”，指的是北京大学校园里最大的人工湖未名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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